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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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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規格

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最新價格

作者: 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 譯者: 林宏濤 ISBN: 978-986-6049-93-4 定價:580 尺寸(寬*長):14.8*21cm 頁數:496 適讀年齡:18歲以上【書籍簡介】由藝術家策劃、群眾來協作人類對社會系統、存在境遇的另類對峙一條必須深刻檢視的特殊取徑參與式藝術對參與者以及觀看者傳達在日常生活裡被壓抑的種種弔詭，並誘發出變態的、讓人不安的、愉悅的經驗，讓我們得以重新想像世界以及我們的各種關係。它既是世界裡的一個事件，同時也脫離世界。自從1990年代以來，評論家和策展人大抵上都認為，參與式藝術究其極是個政治藝術：他們鼓勵觀眾和藝術家合作，而促進新的解放式社會關係。在世界各地，這種表現形式的捍衛者不可勝數，從諸如格蘭．凱斯特之流的史學家、布西歐和納托．湯普生（Nato Thompson）之類的策展人，到諸如夏儂．傑克森（Shannon Jackson）的展演理論家。《人造地獄》是關於社會投入的參與式藝術的第一部歷史性和理論性概述，在美國稱為「社會實踐」。克萊兒．畢莎普探索二十世紀的藝術軌跡，檢視參與式美學發展中的各個關鍵時期。這個旅程遍歷了未來主義和達達派；情境主義國際；東歐、阿根廷和巴黎的偶發藝術；1970年代的社區藝術運動；以及藝術家安置團體。它以當代藝術家倡議的長期性教育計畫作結，例如赫胥宏、布魯格拉、阿塔莫和陳佩之。自從2006年在《藝術論壇》（Artforum）發表的爭議性論文以來，畢莎普一直是少數勇於挑戰參與式藝術的政治和美學野心的人。在《人造地獄》裡，她不僅仔細檢查這些計畫的解放性主張，對於這些藝術作品所引發的倫理（而非美學）判準，她更提出了替代方案。《人造地獄》呼籲一個關於藝術和政治沒有那麼規範性的進路，提出一個更引人入勝的、讓人不安的、大膽的參與式藝術和評論的形式。 1. 「人造地獄」出自布賀東，針對1921年由達達主義者發起的一連串「遊覽和參觀」活動所寫的同名的遺作，在其中，他提出公領域的社會瓦解的劇烈位能。畢莎普以此為書名是要作為參與式藝術正面和反面的描述符號。 2. 作者試圖找出對參與式藝術負責任的方法，關注它產生的意義、而不是只看過程。 3. 本書為參與式藝術提供一種評論的進路以及對作品品質（社會影響）的判準，解決一直以來此類藝術缺乏評論距離的窘境。【作者簡介】克萊兒．畢莎普　Claire Bishop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班副教授。著有《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 A Critical History），是《參與》（Participation）雜誌主編。2008年，她共同策劃在倫敦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的「Double Agent」展，她也持續在Artforum、October、e-flux等雜誌發表論文。【譯者簡介】林宏濤台灣大學哲學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作有：《等待哥倫布》、《文明的哲學》、《我的名字叫耶穌》、《神子》、《與改變對話》、《上帝的語言》、《鈴木大拙禪學入門》、《菁英的反叛》、《神話學辭典》、《啟蒙的辯證》、《眾生的導師：佛陀》、《人的形象與神的形象》、《神在人間》、《隱藏之泉》、《法學導論》、《美學理論》、《愛在流行》、《南十字星風箏線》、《體會死亡》、《詮釋之衝突》、《藝術想怎樣？》等書。【內容試閱】從這本書所探討的例子衍生出來的主流敘事是很負面的：讓參與式藝術裡的觀眾起作用，是在反駁一個迷思性的相反概念，也就是被動的、旁觀的消費。因此，參與是一個橫跨現代的更大敘事的一部分：「藝術必須指向沉思，指向觀看，指向被現代生活的奇觀麻痺了的群眾的被動性。」這個讓觀眾在參與式藝術裡起作用的欲望，同時也是要讓他們擺脫主流意識型態秩序導致的異化狀態的驅力，不管那秩序是消費者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或是軍事獨裁。從這個前提開始，參與式藝術旨在恢復和實現共同的社會投入的一個社區的、集體的空間。但是方式有所不同：不是透過社會衝擊的構成主義動作，提出另一條路，以對抗世界的不義，或者透過虛無主義式地誇大異化現象，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否定世界的不義和悖理。兩者的作品都要形塑一個集體的、共同作者的、參與式的社會體系，但是前者是肯定性的（透過烏托邦式的實現），後者則是間接的（透過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我在講授關於這個主題的課程以後，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對於藝術作品而言，是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比較好，或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比較好？這本書所描繪的參與式藝術的歷史，讓我們得以和這個問題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及整個二十世紀典型的「藝術與現實生活」論辯的最新發展。這個緊張關係（加上平等和品質、參與和旁觀）意味著社會判斷和藝術判斷並沒有那麼容易匯流；的確，它們必須有不同的判準。這個僵局浮現在關於參與式藝術和社會投入式藝術的紙上論辯和小組討論裡。有些藝術家、策展人和評論家認為，好的計畫應該可以滿足「超我」介入改善社會的想法；如果社會行為者做不到，藝術就有責任接手。在此框架裡，他們的判斷是基於一個人道主義的倫理，經常是受到基督宗教的鼓舞。重要的是提出改善的解決之道，不管是不是短期的，而不只是揭發矛盾的社會真相。有些藝術家、策展人和評論家認為，評斷是以對藝術作品的合理回應為基礎，無論是否在其脈絡當中。在這個結構裡，倫理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因為藝術一直被認為是在挑戰既有的價值體系，包括道德的問題；設計新的語言，以表現和質疑社會矛盾，是更重要的事。社會論述指摘藝術論述，說它既離經叛道又效果不彰，因為僅僅揭露、複雜和反映世界，那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改變它。而藝術論述則批評社會論述，說它頑固地執著於既有的範疇，只注意到微觀政治的動作，而忽略了作為「去異化」的潛在場所的感官直接性。佔上風的不是社會良知，就是質疑社會良知的個人權利。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基礎不是道德就是自由。波坦斯基和恰佩羅在認知上區分藝術和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也反映了這個二元性。藝術的批判植基於十九世紀的波希米亞主義，擷取了對於資本主義的兩種憤怒來源：一方面是幻想的破滅和不真實，另一方面則是壓迫。他們說，藝術的批判「突顯了意義的失落，尤其是對於美和有價值的事物的感受能力，這個失落則是衍生自標準化以及全面的商品化，不僅影響了日常物品，更及於藝術作品……和人類」。為了對抗這個狀態，藝術家的批判鼓吹「藝術家的自由，拒絕以倫理玷污美感，拒絕向時空屈服，也拒絕向任何形式的工作屈服」。相對的，社會批判則是引用對於資本主義不同的憤怒來源：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以及勞動階級在史無前例的富裕社會裡越來越貧窮的問題。這種社會批判想當然爾反對藝術家的道德中立、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波坦斯基和恰佩羅提醒我們，藝術批判和社會批判並不是直接相容的，而且持續處於緊張關係之中。 (...more)